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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6-04 16:37 /游戏异界 / 编辑:常宁
小说主人公是新思潮,杜威,孔子的小说叫《人生大策略》,是作者胡适最新写的一本军事、文学艺术、未来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上文说过,杜威一派的学者认定思想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居。人类的生活...

人生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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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策略》章节

(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上文说过,杜威一派的学者认定思想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人类的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

但是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迁。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经惯的物事,从那种习惯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国话小说的人,看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碰着一段极难懂的话,自然发生一种疑难。又譬如上文那个迷了路的人,走来走去,走不出去,平时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这种境地,我们寻思:“这句书怎么解呢?”“这个大树林的出路怎么寻得出呢?”“这件事怎么办呢?”“这如何是好呢?”这些疑问,是思想的起点。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困难。宋朝的程颐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处。——有些疑难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个人迷了路,他的问题是怎么寻一条出险的路子,这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许多疑难,我们虽然觉得是疑难,但一时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点是疑难的真问题。我且举一个例。《墨子小取篇》有一句话:“辟(譬)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举也物”

三个字不可解,是一种疑难。毕沅注《墨子》径说这个“也”字是衍文,删了是了。王念孙读到这里,觉得毕沅看错疑难的所在了。因为这句话里的真疑难不在一个“也”

字的多少,乃在研究这个地方既然跑出一个“也”字来,究竟这个字可以有解说没有解说。如果先断定这个“也”字是衍文,那就近于武断,不是科学的思想了。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过去,以为可以不必特别提出。(看新杂志第一卷第四号汪敬熙君的“什么是思想”)杜威以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你请一个医生来看病,你先告诉他,说你有点头,发热,赌锚,……你昨天吃了两只螃蟹,又喝了一杯冰淇,大概是伤了食。这是你胡猜想的话,不大靠得住。那位医生如果是一位好医生,他一定不睬你说的什么。他先看你的苔,把你的脉,看你的气,问你子那一块作,大如何,看你的热度如何,……然下一个“诊断”,断定你的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不如此,他是犯了武断不心的大毛病了。

(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既经认定疑难在什么地方了,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例如上文那个迷路的人要有一条出路,他的经验告诉他爬上树去望望看,这是第一个解决法。这个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镜来,四面远望,这是第二个解决法。这个法子又不行,他的经验告诉他远远的花郎花郎的声音是流的声音;他的学问又告诉他说,流必有出路,人跟着行必定可以寻一条出路。这是第三个解决法。这都是假定的解决。又如上文所说《墨子》“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毕沅说“也物”的也字是衍文,这是第一个解决。王念孙说,“也”字当作“他”字解,“举也物”即是“举他物”,这是第二个解决。——这些假定的解决,是思想的最要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

我们说某人能思想,其实只是说某人能随时提出种种假定的意思来解决所遇着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假设的解决,都是从经验学问上生出来的。没有经验学问,决没有这些假设的解决。有了学问,若不能随时发生解决疑难的假设,那成了吃饭的书橱,有学问等于无学问。经验学问所以可贵,正为他们可以供给这些假设的解决的材料。

(四)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有时候,一个疑难的问题能引起好几个假设的解决法。即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种假设;一句《墨子》有两种解法。思想的人,遇着几种解决法发生时,应该把每种假设所涵的意义,一一的演出来:如果用这一种假设,应该有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是否能解决所遇的疑难?如果某种假设,比较起来最能解决困难,我们可采用这种解决。例如《墨子》的“举也物”一句,毕沅的假设是删去“也”字,如果用这个假设有两层结果:第一,删去这个字,成了“举物而以明之也”,虽可以勉强讲得通,但是牵强得很;第二,校勘学的方法,最忌“无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须问当初写书的人,何以多写了一个字;我们虽可以说抄《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

字,所以无心中多写了一介“也”字,但是这个“也”字是一个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这个字来?如此看来,毕沅的假设虽可勉强解说,但是总不能充分意。再看王念孙的解说,把“也”字当作“他”字,这也有两层结果:第一,“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举他物来说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义;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写像也字,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书中当不止这一处;再看《墨子》书中,如《备城门篇》,如《小取篇》的“无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写作也字。如此看来,这个假定解决的涵义果然能解决本文的疑难,所以应该采用这个假设。

(五)证明。——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有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一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举《墨子》书中“举也物”一句,王念孙能寻出“无也故焉”和许多同类的例,来证明《墨子》书中“他”字常写作“也”字,这个假设的解决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个迷路的人,跟着流,果然出了险,他那个假设成了真正适用的解决法了。这种证明比较是很容易的。有时候,一种假设的意思,不容易证明,因为这种假设的证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着,必须特地造出这种情形,方才可以试验那种假设的是非。凡科学上的证明,大概都是这一种,我们做“实验”。譬如科学家葛理赖(Galile。)观察抽气筒能使升高至三十四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这个大概是因为空气有重量,有牙痢,所以不能上去了。这是一个假设,不曾证实。他的子佗里杰利(Torricelli)心想如果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气牙痢所致,那么,银比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试验起来,果然不错。那时葛理赖已了。来又有一位哲学家柏斯嘉(Pascal)心想如果佗里杰利的气说不错,那么,山上的空气比山下的空气稀得多,拿了银管子上山,银应该下降。所以他他的戚拿了一管银走上劈得东山,银果然逐渐低下,到山银比平地要低三寸。于是从的假设,真成了科学的真理了。思想的结果,到了这个地步,不但可以解决面的疑难,简直是发明真理,供以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说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这种说法,有几点很可特另蛀意。(一)思想的起点是实际上的困难,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结果,疑难解决了,实际上的活照常行;有了这一番思想作用,经验更丰富一些,以应付疑难境地的本领就更增一些。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单是演绎法,也不单是归纳法;不单是从普通的定理里面演出个的断案,也不单是从个的事物里面抽出一个普遍的通则。看这五步,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是先考察眼的特别事实和情形,然发生一些假定的通则;但是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是先有了通则,再把这些通则所涵的意义一一演出来,有了某种提,必然要有某种结果:更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证明某种提是否真能发生某种效果。

懂得这个理,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Formal

Logic)单人牢记AEI。等等法式和异等等则,都不是训练思想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起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开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的,是自然涌上来,如超如一样,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树林里迷了路,你脑子里熟读的一部《穆勒名学》或《陈文名学讲义》,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供给你“寻着流,跟着走出去”的一个假设的解决。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使活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度。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来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的养成。

节选自《实验主义》行为德种种杜威论人生的行为德,也极反对从哲学家所固执的种种无谓的区别。

(1)主内和主外的区别。主内的偏重行为的机,偏重人的品。主外的偏重行为的效果,偏重人的作。其实这都是一偏之见。机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机都是针对一种外面的境地起来的。品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品往往都是行为的结果,行为成了习惯,是品行。主外的也不对。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完全在外的,因为有意识的行为都有一种目的,目的就是先已见到的效果,若没有存心,行为的善恶都不成德的问题,譬如我无心中掉了十块钱,有人拾去,救了他一命。结果虽好,算不得是德。至于行为作有外有内,更显而易见了。杜威论德,不认古人所定的这些区别。他说,平常的行为,本没有德和不德的区别。遇着疑难的境地,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但是这样做有这等效果,那样做又有那种结果,究竟还是这样做呢?还该那样做呢?到了这个选择去取的时候,方才有一个德的境地,方才有德和不德的问题。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串的活,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最初估量决择的时候,虽是有些迟疑。究竟疑虑也是活,决定之,去彼取此,决心做去,那更是很明显的活了。这种行为,和平常的行为并无本的区别。这里面主持的思想,即是平常猜谜演算术的思想,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良知。这里面所用的参考资料和应用工,也即是经验和观念之类,并无特别神秘的质。总而言之,杜威论德,本上不承认主内和主外的分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机也是活,疑虑也是活,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若把行为的一部分认作“内”,一部分认作“外”,那就是把一件整个的活分作两截,那就是养成知行不一致的习惯,必致于向活之外另寻德的育。活之外的育,如我们中国的读经修之类,决不能有良好的效果的。

(2)责任心和兴趣的分别。西洋论德的,还有一个很严的区别,就是责任心和兴趣的区别。偏重责任心的人,说,你“应该,如此做。不管你是否愿意,你总得如此做。

中国的董仲和德国的康德都是这一类。还有一班人偏重兴趣一方面,说:我高兴这样做,我这样做。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这个意思。有许多哲学家把“兴趣”看错了,以为兴趣即是自私自利的表示,若跟着“兴趣”做去,必致于偏向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派哲学家因此把兴趣和责任心看作两件绝对相反的东西。

☆、正文 第15章 中天丽(4)

所以学校中的育只是要学生脑子里记得许多“应该”做的事,或是用种种外面的奖赏刑罚之类,去监督学生的行为。这种方法,杜威极不赞成。杜威以为责任和兴趣并不是反对的。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作的事看作一件事;换句话说,兴趣即是把所做的事认作我自己的活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不顾传染的危险,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做去。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坠,他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杜威说,“责任”(Duty)古义本是“职务”(office),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仔看来,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没有兴趣的责任,如犯作苦工,决不能真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的起点。即如上文所说的医生,他初行医的时候,他的责任只在替人医病,并不会想到鼠疫的事。来鼠疫发生了,他若是觉得他的兴趣只在平常的医病,他决不会去冒险做疫区救济的事。他所以肯冒传染的危险,正为他此时发生一种新兴趣,把疫区的治疗认作他的事业的一部分,故疫区的危险都不怕了。学校中的德育也是如此。学生对于所做的功课毫无兴趣,怪不得要出去打牌吃酒去了。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他自然不想做不德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育。社会上的育,也是如此。商店的伙计,工厂的工人,一天做十五六点钟的苦工,做的头昏脑闷,毫无兴趣,他们自然要想出去点不正当的娱乐。圣人的训,宗的戒律,到此全归无用。所以现在西洋的新实业家,一方面减少工作的时间,增加工作的报酬,一方面在工厂里或公司里设立种种正当的游戏,使做工的人都觉得所做的事是有趣味的事。有了这种兴趣,不但做事更肯尽职,并且不要去寻那不正当的娱乐了。所以真正的育在于使人对于正当的生活发生兴趣,在于养成对于所做的事发生兴趣的习惯。

多反省少陶醉这一期(《独立》一。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据不稳固,一朝摇了,信仰也就完了。

寿生先生不赞成那些旧人“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这是不错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据,依我看来,文字上虽然和他们不同,实质上还是和他们同样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样的挡不住风吹雨打。例如他说:

我们今之改不如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的人,个必强,接受就较缓。

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第一,他的原则“富于创造的人,个必强,接受就较缓”,这个大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的人必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用的熟了,方法练的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做创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伽利略(Galileo)听说荷兰有个磨镜匠人做成了一座望远镜,他就依他听说的造法,自己制造了一座望远镜。这就是模仿,也就是创造。从十七世纪初年到如今,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年年有步,可是这三百年的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创造。一切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孔子说的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懒人不肯模仿,所以决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思想、算学、天文、工艺,那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学印度人的食鸦片,却没有精洲人的不缠,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第二,我们不可本人的模仿。寿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本的恶习惯,抹杀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处。

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寿生说:

从唐以至本明治维新,千数百年间,本有一件事足为中国取镜者吗?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她手里去发展改过吗?我们实无法说有。

这又是无稽的诬告了。三百年,朱舜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个岛国民族的优点,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朋友说,本的政治虽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说比得上三代盛世。

这是一个中国大学者在期寄居之下的考语。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本民族的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的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那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这是必然的理。见的人都说本的山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本画自有他的特点,在人物方面的成绩远胜过中国画,在山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近年已有人赏识本的小诗了。我且举一个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学史家往往说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说《游氏窟》等画的。现今《游仙窟》已从本翻印回中国来了,《源氏物语》也有了英国人卫来先生(Arthur

waley)的五巨册的译本。我们若比较这两部画,就不能不惊叹本人创造的伟大。如果“源氏”真是从模仿《游仙窟》出来的,那真是徒胜过师傅千万倍了!寿生先生原文里批评本的工商业,也是中了成见的毒。本今工商业的肠壹发展,虽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货币低落的恩惠,但他的基实在是全靠科学与工商业的步。今大阪与兰肯歇的竞争,骨子里还是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的竞争。本今自造的纺织器是世界各国公认为最新最良的。今英国纺织业也不能不购买本的新机器了二这是从模仿到创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本更低,货币平常也比本钱更贱,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他国资本家抢商场”呢?我们到了今,若还要抹煞事实,笑人模仿,而自居于“富于创造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丰富了”。寿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会明这句话也是无谈。这个问题太大,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详讨论的,我只能指出几个比较重要之点。使人明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

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Euclid)正和孟子先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了!(少年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贝,骈文,律诗,八股,小,太监,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棍的法,……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是不人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

以上说的,都只是略略指出寿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面,经不起风吹草,就会倒塌下来的。信心是我们需要的,但无据的信心是没有量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绣屡。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重,我们自己的罪孽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在中央公园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种下的恶因。

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一个国家在今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户税,烟苗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个现代民族在今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育,这是最大的耻

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孟子说的好:“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要发弘愿努学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然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铂沦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起。三四十年的天足运已经差不多完全铲除了小的风气:从的女人要装小,现在小的女人要装大了。风气转移的这样,这不够坚定我们的自信心吗?

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们明嘹今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格外明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的因果铁律。铲除过去的罪孽只是割断已往种下的果。我们要收新果,必须努造新因。祖宗生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没有我们今的新工,也居然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产。

我们今有了祖宗不曾梦见的种种新工,当然应该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绩,才对得起这个新鲜的世界。本一个小岛国,那么贫瘠的土地,那么少的人民,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只因为他们肯拚命的学人家,肯拚命的用这个世界的新工,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内一跃而为世界三五大强国之一。这不够鼓舞我们的信心吗?

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头。我们的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决不至于费”:这是翁文灏先生要我们有的信心。

二十三·五·二十八

原题《信心与反省》

国粹与西化

在《独立》第一。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在那篇讨论里,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c;我们的文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至于我们所独有的贝,骈文,律诗,八股,小,……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所以我们应该反省:

认清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重,然肯用全去消灾灭罪;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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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策略

人生大策略

作者:胡适 类型:游戏异界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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